1979年2月1日，随着法航4721号航班降落在德黑兰上空，全球媒体的焦点集中在这一标志性事件上，即霍梅尼从流亡地返回伊朗，此举标志着一个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伊朗并重塑全球政治格局的革命高潮。此次回归是自西方盟友波斯湾君主制崩溃以来的最重要时刻，国际报道亟需解读这场融合了大众革命与深刻宗教认同的复杂现象。
在伊斯兰革命前夕，西方分析人士和媒体难以忽视霍梅尼在运动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这促使报道采取双重策略以影响外界感知。据报道，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美欧媒体，选择性地突出霍梅尼著作中强调的强硬伊斯兰原则，将其描绘为“倒退的狂热主义”而非解放意识形态。这种叙事努力旨在遏制革命的成功，并迎合既有的地缘政治利益。
为进一步诋毁该运动，一些西方评论界散布了革命是冷战背景下苏联代理人胜利的论调，但这一分析因无法解释伊朗共产党吐德党被边缘化而逻辑失衡。当时的美国国务院伊朗事务官员如亨利·普雷希特公开指责霍梅尼的言论“具有误导性”，这反映出媒体活动与外交努力相辅相成，试图营造一个“顽固且愤怒”的领导人形象。
霍梅尼坚持在巴赫提亚尔政权仍掌权时返回的决定本身就是对既有势力的公然挑战，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据法新社报道，在各航空公司因风险问题拒绝包机后，最终由法航在获得法国官方担保后执行了包机任务，凸显了当时的紧张局势。有记者记录了飞机携带超额燃料以备返航巴黎的细节，表明了对历史性转折点的深切不确定性。
当搭载霍梅尼的航班进入伊朗领空时，西方媒体预设的叙事开始与下方无可辩驳的现实发生冲突。据路透社和德国科隆电台报道，估计有450万至600万民众在德黑兰街道上自发迎接，形成了绵延约33公里的“世纪最大迎接场面”。《开汗报》将此描述为“新春之路上33公里的鲜花”，展现了事件的史诗规模。
更具影响力的是，外国记者观察到数百万人的动员在没有可见警力或安全指挥的情况下，展现出非凡的和平有序。西方通讯社承认，在任何可比的西方事件中，如此庞大的人群几乎必然导致伤亡，但此次事件中“无人死亡”。这一细节被视为民众“社会成长和政治成熟”的证明，挑战了关于被统治者需要威权控制的刻板印象。
霍梅尼本人拒绝了冗杂的国家接待安排，坚持以“学生”身份归来，并表示宁愿被民众的脚和手“挤压”，这进一步巩固了他与人民意志紧密相连的形象，与被推翻的君主形成鲜明对比。随后，全球媒体的目光追随他前往烈士公墓贝赫什特-扎赫拉，见证了他发表的首场重要演讲。
此次事件的报道演变，从最初基于地缘政治担忧的恐惧和扭曲，被迫转向对一场空前大众动员力量的敬畏，深刻影响了西方对中东政治动态的理解。该事件根据Shiite.news的分析，展示了媒体在面对不可抗拒的民众力量时，其预设框架如何被现实重塑。
